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认同的力量的例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认同的力量作文

作者:唐玉环、彭(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均为研究员,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作者:唐玉环、彭(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均为研究员,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论坛上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也是政治认同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增强情感认同和民族自信的丰富思想元素,蕴含着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磅礴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促进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思想资源,从中汲取认同的力量。

“天下为公”的理想

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美好理想。这一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其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为公也。”鲁《春秋》把“天下为公”解释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天下之天下也。”在先贤们看来,只有“天下”为天下所有人共享,统治者的统治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整个社会才会出现和谐友爱、衣食无忧、安定有序的繁荣景象。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直不绝于耳,一直作为一种价值诉求闪耀着光芒。先秦思想家荀子宣扬“天设君,以为人也重要”;西汉名臣顾雍劝皇帝“明日为天下”;明末清初思想家顾认为,一个君主应该“以公利待天下人”;黄宗羲提出“天下得益于己利”的“公利”价值观;王夫之强调“天下不正”,近代以来,“天下为公”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的政治主张中。洪秀全试图以“田、粮、衣、钱”建立太平天国,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人平等、建立公府、废除私产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想通过三民主义使国家富强。

“世界是公共的”思想的深厚历史积淀和广泛社会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环境,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生根发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为公”的理想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中国的民本思想源于《尚书》中关于“敬德护民”的记载。后来,百家争鸣进一步阐述了民本思想。比如《管子》认为“政之昌,顺民心;废政是违背民心的。老子主张“爱民治国”,“以民心为心”。孔子提出了“存爱”和“富”的思想。孟子强调“民为贵,国次之,君最少”。荀子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告诫统治者“水载舟,水倾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民本思想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要的治国理念。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政治统治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正当性。民本思想把是否重民、亲民、爱民作为判断君主德行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客观上有助于引导君主实行仁政,使其政治统治得到人民的认可。但传统民本思想强调“重民”的目的是实现“粘合”,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发生了变化,其标志是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这一思想将君主视为“杀天下之肝脑,散天下之子”的罪魁祸首,从而颠覆了“以君为主”的正统观念,赋予了传统民本思想新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创造性地改造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矢志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初心使命、群众路线、执政理念都闪耀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辉。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才赢得了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的沃土,蕴含着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姚笛的“和而不同”思想,大禹的“奋治洪水,三顾茅庐”精神,屈原的“存君兴国”志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政治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诗经》中的“王虞出征征服王国”、“修吾矛与吾子为敌”等诗句,表达了普通百姓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因此,早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就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传统文化赋予了爱国主义“舍身取义”的基本特征。“义”是先秦诸子百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对“义”做了大量的论述。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儒家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重义轻利。孟子说:“生也是我所欲,义也是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他的“舍身取义”的价值观对爱国主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苏武被匈奴囚禁后,宁死不屈,“卧雪以毡毛吞之”,永不投降;为了抗击匈奴,霍去病一直告诫自己“匈奴不灭,何以家为”;戚继光“十年不去望乡台”,消灭了多年的灾难;林则徐以诗表志:“国若生死,何不因祸得福而避之”;邓世昌决心杀敌报国。牺牲前,他自称“死于海,义,何以生存”。这些英雄是传统社会众多爱国者的代表,他们“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之际,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以英勇无私的牺牲精神表现出“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遭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作出如此多的惨烈牺牲。”该党在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现在,党正在领导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奋斗。要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主义精神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汇聚巨大力量。

“风格纯正、风俗优美”的理念

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推崇的政治理念。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治天下”的论述,如舜帝的“击鼓五弦,唱《南风》诗”,周武王的“悬拱治天下”,孔子的“治天下而不礼”,韩非子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治天下”等,都反映了古代诸子对国泰的态度。在先贤眼中,实现天下之大治,不仅要有圣君、清官,还要有淳朴的民风、良好的风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只有人人贤德、守法,家家尊老爱幼,整个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天下才能实现大治。个人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所谓“纯风足以毁代”,“美俗”才能成就“国安”。

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好风尚的实质是发挥道德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德治和礼治,其中德治是礼治的基础,“礼”表现为各种风俗习惯,其核心是道德规范,礼治本质上也是德治,具有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培养良好的社会习俗。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社会,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让百姓“享其风俗”;庄子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必须“震人心,使人移风易俗”。荀子主张“广教,美俗”,主张以礼义教育“化自然为虚假”,通过移风易俗实现“天下太平,美善皆乐”;东汉应劭指出“为政以明德风俗为重”;宋代的崔敦时认为“民风之厚,关乎天下之治乱”;明代叶伯举主张“求治之道不可先于正俗”;清朝的兰定远感叹“千古之治,尽在风俗”。纯风美俗最重要的作用是塑造身份。道德要求的内化和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守,意味着对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认同。

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在全社会形成文明风尚,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彰显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传承纯洁美好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美德,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也是一种伟大的美德,即国家美德和社会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力量”。只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汇聚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力量。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5日0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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